【專訪】反送中紀錄片 《憂鬱之島》 導演陳梓桓:反抗政權給我們的「未來」(上)

(獨媒特約報導)陳梓桓說話時,常常不住手舞足蹈,思考時卻像被定格般,整個人一動不動。

「二十年之後,你覺得呢個世界會變成點?你會喺邊度?」

在紀錄片中,他反覆向抗爭者詢問答案。但當記者問他同一道問題時,他一臉不懂回答的樣子,沉默近10秒後,才不好意思地笑道:「點講呢⋯⋯我⋯⋯可能唔係好識答呢個問題。」

2013年,陳梓桓於浸大電影學院畢業,隨後拍攝以傘運為題的紀錄長片《亂世備忘》;《亂》其後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,並奪得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的最高賞「小川紳介獎」。

2017年,他與《十年》監製蔡廉明、《亂世備忘》及《地厚天高》監製任硯聰合作,開始拍攝新作品《憂鬱之島》。《憂》結合紀實及劇情 (Hybrid Documentary),原只計劃跟拍3位曾在年輕時投入抗爭的真實人物,並以劇情元素重現他們的經歷;未料拍攝中途,陳再次遇上大型社會抗爭。於是他拿起攝錄機,像5年前一樣、在衝突現場穿梭拍攝,並找來年輕一輩飾演上一代的抗爭者。

由於製作費用龐大,團隊上週發起眾籌,以應付拍攝、後期製作、國際參展和本地放映等費用。陳梓桓表示,目前眾籌進度理想,預計於下月開始拍攝餘下部分,並於本年完成整部作品。

在電影面世前,《獨媒》邀請陳梓桓,細說自己的拍攝理念和經歷,以及他作為一名拍攝者,對未來有何想像。

何謂「重演過去,想像未來」

問:你於2017年展開《憂》的拍攝,當時為何會有這個構思?

陳:在上一部紀錄片《亂世備忘》中,我拍攝的警察是目無表情、像是對世界毫無感覺的人;我問主角,怕不怕自己20年後會變成這樣的人。《亂》面世時,香港剛好在經歷旺角騷亂、立法會議員被DQ等事件,這是社會最「低氣壓」、無力感最重的時期。於是我想,是否只有我們這一代曾經歷這麼重大的事件?曾經歷過六七暴動、逃港潮、八九民運等「大事」的人,後來是如何回應當時的記憶?我開始尋找這些人,問他們一道相反的問題:你覺得20年前的自己是如何的?你當時相信的事物,現在還相信嗎?

問:為何會有把「紀實」及「劇情」結合在一起的想法?為甚麼會找抗爭者「重演」上一代的人?

陳:最初有「重演」的想法,是因為覺得以「口述」呈現記憶的做法太老土,所以想找演員把三、四十年前的人的經歷「演」出來。但我們casting(選角)時,發現所有來的人都曾經歷反送中抗爭;我們也在傾談中發現,他們的經歷和以前的人有相似的地方,都曾想像「乜嘢嘅香港係好啲」,但也有一些本質性的不同。我覺得,他們(抗爭者)可以給我更多角色本身以外的東西。

我希望《憂》可以連繫不同年代的人。今年六四晚會,有一幕讓我印象很深刻。當大家都在唱《榮光》時,我跟拍那名八九民運抗爭者也哼了數句,但隨即又叫起支聯會的五大綱領。我自己的看法是,這就像我們現在常說的,「不要放棄那些被捕、入獄的手足」——即使這件事(平反六四)已經不再合時,但他仍然沒放棄當時(在八九民運)死去的手足。

問:為甚麼片名會由《14/67》改為《憂鬱之島》?地理上,香港是一個半島,但除此以外,「島」還有沒有其他特別意思?

陳:《14/67》是很初步的想法,因為想說2014年到1967年間的故事,而且我很喜歡《13.67》(編按:香港作家陳浩基的長篇推理小說,以倒敘手法,描寫1967至2013年間香港社會的變遷)。後來我看了一本書,但忘記書名了,是一本由台灣作者寫關於香港的書,用「憂鬱之島」形容香港。

我很喜歡這個名字,但常常被人質疑,特別是外國人——他們說,香港根本不是一個島。我覺得,香港不只是地理上的「島」,也有一種「浮浮沉沉」的感覺,而14至19年正是社會最不安、鬱沉的時期。

拍攝傘運和反送中,很不同

問:當初(2017年)有預見到香港會出現反送中般大規模的抗爭嗎?

陳:最初完全沒預視到。我曾想過,10年後或許會有比雨傘更大規模的抗爭,但沒想到會這樣快出現。

問:《憂》和《亂》同於抗爭現場拍攝,兩次經歷有甚麼不同?

陳:很不同。2014年時,大家都在說公民抗命,我覺得較適合說人的故事,以人性化的方法觸動麻目、立場相反的人。2019年時,大家都不願表露自己的身份,很難找到受訪者,所以我拍攝時沒有特定人物。但我覺得這樣未必不好,當抗爭模式在進化,拍攝紀錄片的方法也應該要進步,才能配合運動的性質。

問:同時作為紀錄者和支持抗爭的人,你是「希望以拍攝為抗爭出一分力」還是「單純被抗爭吸引去拍攝」?

陳:兩種想法都有,吸引我拍攝的總是一些有關社運、政治的東西。2014年拍攝《亂》是因為覺得「我可以做點事情」,而且拍攝對象身上有某些特質吸引著我,那些特質是我沒有的,令我希望把這種東西帶給觀眾。

反送中抗爭不是突然「爆」出來,是由很多事情累積起來,這數年間(14至19年)的獨立電影或許是其中一個角色,就算只有0.1%也好。但現在我們面對的打壓是更全方位的,所以每個人應該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得更好。

「20年後?都係拍緊片啩」

問:20年後,你覺得世界會變成怎樣?你會在哪裡?

陳:未來5至10年肯定會繼續拍下去。我希望能多拍3至4套關於香港的電影,但製作的方法可能和現時很不同。20年後……應該仍在拍片吧!(笑)對我來說,電影創作是冒險的、好玩的;如果有一天,我只能聽從別人的話拍攝,那我就不會再拍電影了。

我會同時想像最好和最壞的情況——20年後,或許香港不再容許我創作,或許我們能夠一人一票選特首。我覺得,當政權越是要壓制我們的想像,越要想像美好未來的可能性。為甚麼香港不能變得更好?我們想像,才會付諸行動、反抗他們希望給我們的未來。

問:港版《國安法》比你想像中早到嗎?

陳:我從沒想過會有(國安法)……以前會相信有《基本法》「擋住」,14年開始覺得他們會秘密地「搞你」,但沒想過會如此明目張膽地立一條法律。(知道消息後)會覺得消沉,但也會想:既然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可能已違反《國安法》,那就更應該做下去,做更多、更挑釁的事情。

問:眾籌進度理想嗎?

陳:理想。我覺得未來的香港獨立電影一定需要眾籌,所以這次也是一次實驗;我希望可以說服觀眾,香港電影仍然是重要的。但「交提案」是痛苦的。在作品完成前,要把idea告訴別人、說服他們支持,是一件讓人感到不太舒服的事情——我原本希望完成拍攝後,讓看到作品的觀眾覺得「哇,好正啊!」

記者:梁皓兒、馮曉彤

2020年6月12日 香港獨立媒體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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