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麼人訪問什麼人:抗爭最激烈時,寫全新香港故事

【明報專訊】因「反送中運動」而起的這波香港抗爭,一年過去,積存的記憶與文化產物,已多得幾輩子都觀看消化不完。在這些文化產物之中,若運動本身蘊藏的東西是第一重的話,記錄、整理和直接論述抗爭事件的各類文本(如紀錄片等),可說是第二重,像近日各類打正旗號回顧過去一年的展覽。數下去,將會出現再進一步深化和更廣泛地思索社會深層改變的第三重創作,就如前幾年出現過的「後雨傘」文藝作品。所謂「後」,通常是涉及思想的沉澱和更迂迴的反省。

近日見到前進進戲劇工作坊宣傳六月底將在西九公演的新作《聽搖滾的北京猿人2021》,聽說因疫情一再延期和改變場地,排除萬難爭取演出,是因團隊深信這作品將有力回應過去一年香港的變化。該劇宣傳資料寫到,「歷史沒有退路,未來就在當下。6月之後,我們要往哪裏去?」。讀着這句,竟有時空錯亂之感。兩年半前到牛棚看《聽搖滾的北京猿人》首次演出,深感那是最好的「後雨傘」作品之一。轉眼間,它載譽重演,但團隊似乎已要回應一個全新的香港:「後雨傘」已過去,團隊準備好前進再前進,讓作品快速進化成「後反送中」創作?這次「重演」,其實是否已換湯又換藥?

帶着這些問題,希望跟該作品的編劇胡境陽,延伸去談在亂世中創作的種種問題,了解當今香港的創作者如何自處。他立時提議,不如跟電影導演陳梓桓一起聊。胡境陽這樣提議時,想起最近也在媒體上留意到陳梓桓四出奔走,宣傳他的新作《憂鬱之島》,而電影正在最大規模的眾籌平台Kickstarter上集資。那亦讓人想起,他上一部作品《亂世備忘》廣受好評,是甚有深度的傘運紀錄片,而觀乎新作的宣傳,他亦預備好以《憂鬱之島》回應當下的時勢,同樣是從「後雨傘」過渡到「後反送中」了。

二人都是很有意識要探討時代困惑的創作人,除了惺惺相惜,也有創作上的交會。「《聽搖滾的北京猿人》有個角色叫阿照,他拍雨傘紀錄片,但沒拍完。阿照的鬱結在於拍攝的過程中,跟被拍攝的人有了比較,覺得自己不是全程投入抗爭,好像有點怯懦,他是比較有反省的人,會質問自己是否有資格這樣拍……去年在繼續寫這角色,朋友知道這角色,就介紹了我去跟陳梓桓聊天,那角色不是影射他,但靈感來自跟他的對話」,胡境陽說,陳梓桓並不知道有這樣的角色,他們去年7月見面傾談,這次再對話,才是他們第二次見面。

胡境陽想寫遇到困難、心裏充滿矛盾的創作者,掙扎個人和作品是否要「走得更前」、是否要更貼近抗爭,這是劇中角色最有血有肉的一面,也是他們這代創作者無法繞過的問題。說到這點,陳梓桓提到,他會想起「陳巧文爬樹抗議」的時刻,整整10年前,他在現場,那時剛買了攝錄機,還在學習拍攝的基本技巧,一切就從那些畫面開始;說到這裏,胡境陽說那時他亦在現場。之後十載,即剛過去的10年,他們都在寫不同的故事回應時代。

《憂鬱之島》 紀錄虛構混合
「起初拍了《香港人不知道的》,參考了陳冠中小說《盛世》的意念,講香港的食水有種鬱躁症的化學物在其中,想透過這故事講香港的政治」,陳梓桓慢慢發現自己喜歡將紀錄和虛構的元素混合,仿紀錄片是他最在意探索的形式。「2013年七一遊行和六四晚會都下很大雨,那時很多人在網上搜尋『人造雨』,我寫了《作為雨水:表象與意志》,『玩』陰謀論,講香港有個神秘組織掌控了香港的天氣,算是那時面對即將要來的『佔中』時的所想……後來拍了《亂世備忘》,一路走來,會發現許多事情都不是我選擇的」。

現在眾籌拍的《憂鬱之島》,寫3名親歷文革、六七暴動、天安門屠城的香港人,再次返回他偏好的紀錄與虛構混合,格局已大得多,既要拍出3名人物的回憶,也要通過這影片,回應拍攝期間忽然遇上的反送中運動,mockumentary或fake documentary是他回應時代的創作形態,「我會想到英國導演Peter Watkins的作品The War Game(1966),寫冷戰時英國如果遇上蘇聯發動的核戰會是怎樣,那時嚇壞了許多觀眾,成了禁片……他也拍過關於畫家蒙克(Munch)和巴黎公社的仿紀錄片,我一直覺得這些『玩法』很有趣,是我一直想嘗試的 」。「《憂鬱之島》是紀錄片但想用劇情片的方法去拍」,陳梓桓找來演員去「重現」六七暴動和天安門的現場,再與2019年的「紀錄」交織,回應當下,似乎無法不重訪過去,「1989年的人看未來就是今日,而今日的人看未來就好難,這是我感興趣的問題。而形式上,真真假假(混合)的東西其實好香港,就像一國兩制……」。

本身也是讀電影的胡境陽,也多通過作品思考未來、思考香港社會,2010年代初寫《白色極樂商場漫遊》,彼時香港多談城市空間與商場發展,也寫過《香港官立青春紀念學校》,講一班八十後從主權移交起的成長歷程。促成他開始獨立編劇,除了因為「聽說2012年會世界末日,不如不要浪費寶貴時間」,也因為「不想製作最後只會成為9蚊隻VCD的電影」。傘運過後,他在尋找書本去理解「夏愨村」的政治烏托邦想像時,遇上了法籍神父、地質學家德日進(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)的著作《人的現象》,接連寫了幾部劇本,都將德日進這人物寫進其中,而德日進曾多次訪華,參與過發現北京猿人的考古計劃。

胡境陽讓抗爭者與歷史對話
德日進思想之所以吸引胡境陽,是其結合New Age和演化論的思想體系(日本動畫《新世紀福音戰士》也把相關概念寫進其中),談及人與人的思想交流如何融化成一體。「社運現場中,人們被相同的情感感召、為着相同目的聚集,在這場合中思想碰撞,撞出新的行動方向」,是2015年他寫第一個版本的《聽搖滾的北京猿人》時想探討的,抗爭者「無大台」,竟讓他讀起跟生物和科技演化相關的書,也因此有了這讓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名稱。胡境陽回應時代的方法,是把新現象和困惑引導他讀的書,特別是社會和歷史理論的書,寫進故事裏,這一點,他自言很受董啟章的小說影響,他讓當前的抗爭者跟過去對話的方法,是讓代表那些書本的人物在劇情中跟他們相遇。

陳梓桓和胡境陽分別完成《亂世備忘》(2016)和《聽搖滾的北京猿人》(2017年版)後,去年初本來在構思如何於政治低氣壓中通過創作談未來,但百萬人遊行開始後的一切急促發展,改變了各種方案。即將演出的《聽搖滾的北京猿人2021》,不再只是重演,2017年版整個故事變成了可免費在網上收聽的廣播劇,觀眾入場看的會是全新寫出的劇情。《憂鬱之島》不獨是導演原本想寫的人物故事,他親身在前線拍到的反送中抗爭畫面,將大量剪進片中。到了這次,要回應已有鋪天蓋地的影像與關注的運動,及被更撤底地改變了的香港,對創作者來說,是更困難的挑戰。

兩位創作者都有意欲寫複雜一點的故事,給亂世中的觀眾。「反映現實的urge一直都有,但現在的確是難了,有時團隊中的伙伴都會提醒我,現在打開社交媒體,人人都已在用故事形式、比較散文化的形式及評論的形式書寫和拍片,跟創作中的元素很類似,遍佈在這社會的每一角落了」,胡境陽希望那些來自書本和歷史中的角色加進虛構情節中,能夠帶出不同的角度,他們代表了另一時空的革命情緒和困境,「我容許自己做的,就是讓不同角色成為不同的鏡頭,將他們可以看到的、和他們心理上的內在矛盾突顯出來」。陳梓桓則指在外國為新片作提案,爭取資金時,會有人跟他說作品非常timely,但他也會提自己,「除了timely的作品,這也是時候寫timeless的作品……影片要在10年、20年後看也有意義,一定要通過創作,有新的東西放進當中,不那麼直接、那麼快的,抗爭進步了,我希望自己在創作上也有相應的進步去書寫這個規模的事情」。

就此而言,《聽搖滾的北京猿人2021》和《憂鬱之島》的「野心」近似,兩位創作者在抗爭最激烈的時刻,寫全新的香港故事,抗爭在其中出現,但作品都不是「記錄」或直接描寫那場運動的。胡境陽謂,「我的urge是在香港抗爭好像很絕望的時刻,提出可試試用闊一點的目光看,我想在創作中尋找的世界,是可看到歷史中許多人……好像在重複相近的經歷,嘗試相近的方法以卵擊石、尋求改變,我想問他們的心是如何被塑造的……我想用故事跟香港人講述那些思考和理論」。

學習受限時扭轉創作
國安法壓境,創作者都擔心「黃色陣營」的創作會被打壓,人們開始談到要特別支持「黃」的文化與創作,但他們二人想寫新時代下比較複雜的香港故事,跟典型「黃色文化圈」的創作不同。近日網上就有論者特別提及,支持「本土創作」,正是要發掘更多在寫不同的、複雜的香港故事創作者,而不只是「額頭鑿住抗爭的創作者」。「我覺得未來要做這類indie的作品,資金來源一定要好分散。另一方面,創作方法也可能要彈性和改變,適時用低成本做高質素的作品,就像伊朗導演Jafar Panahi被禁拍片20年,還是用很簡單的方法拍出了好作品,這類限制和因社會因素而扭轉創作的方法,是我們可能要學習的……未來我們都要面對,但還是要繼續拍出這種比較另類的香港作品,講另外香港的故事,也是種抵抗」,說到這兒,陳梓桓說他已有概念,下一部要拍劇情片,胡境陽呼應他說,「對我來說接下來重要的是保持創作的過程,有成品可建構出敘事世界……即使無法通過影像和舞台跟觀眾見面,變成退到只有文字…如果我死前還能這樣寫,我想也沒什麼遺憾,我也可以的」。

■問:黃宇軒,城市研究學者與藝術家,關心創作與政治和社會的關係

■答:胡境陽,從事編劇和劇場,作品《聽搖滾的北京猿人2021》即將在6月底由前進進戲劇工作坊演出

陳梓桓,電影導演,新作《憂鬱之島》是關於香港抗爭的影片,結合紀錄與劇情形式,明年初公映,現正網上眾籌製作資金

文//黃宇軒
編輯//王俊杰

2020年6月21日 明報